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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善待道歉--萧瀚  

2014-01-21 22:40:08|  分类: 奇文共欣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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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下半年陈毅的儿子陈小鲁为自己在文革中的错罪向受害者诚恳道歉,引发了社会强烈关注。今年112日,“文革”“红卫兵”的象征性人物之一宋彬彬,与刘进、王思梅等同学回到母校北师大女附中向“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教师们道歉。此事再次引发社会更为强烈的关注,一时间微博上硝烟弥漫、剑气纵横。

道歉不是忏悔,后者在密室里进行,面对的是自己的良心或信仰的神灵,而道歉的对象则是受过自己伤害的具体个人或群体。“文革”带来的伤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既关乎私人领域,也关乎公共领域。

文革中受蛊惑而作恶的人中存在着诸多良知苏醒之后悔恨不已的人,他们就像陈小鲁说的那样感到“再不道歉就晚了”,有着严重的道歉焦虑。需要释放的道歉焦虑从严密的缝隙中透出一丝微弱的叹息,于是就有了“文革”时打死人的王冀豫的忏悔(1967年他才16岁,打死人后他的灵魂再没安宁过),有了“文革”民间研究者王克明搜集的一份32人的“文革”作恶者名单,这些人都对自己的暴力作恶深感悔恨。包括去年陈小鲁、今年宋彬彬都是这一“文革人”道歉焦虑大背景下的产物。虽然还有像广西武宣县吃人狂潮中吃人肉者的强硬不肯道歉,但“文革人”道歉焦虑现象早已是个不争的事实。

迄今就“文革”罪行道歉的人中,陈小鲁和宋彬彬都很难说是特别严重的作恶者(尤其陈小鲁)——至少没有确凿的相反证据可以否定这一点,正如有些人所注意到的,反倒是那些严重作恶者,例如武宣县吃人肉者,大兴县吃人肉者,以及直接打死卞仲耘校长的凶手等严重作恶者依然在沉默中。然而,从媒体报道了宋彬彬道歉之后的舆论反弹中可以看到,许多人认为宋彬彬的道歉不真诚,骂她作秀、假惺惺,真洗罪假道歉,

“文革”因是直接由群众最大规模参与的自相残杀,才产生了民间自发道歉的愿望。为此,对待“文革人”道歉问题必须放到这样一个大背景中考察,如此才有可能寻找到一条较好的解决之道。

从某种程度上说,转型正义问题是当今世界头号大难题,几乎所有民主化转型成功的国家都至少曾经被这个问题搞得焦头烂额。年前我在台湾时,一个特别深的印象是,几乎所有台湾朋友都对民主化转型之后处理台湾戒严时期罪与罚的结果十分失望——作为“二二八”事件罪魁祸首的蒋介石依然被供奉在“中正纪念堂”里足够说明问题,有朋友直言不讳地用了一句“只有受害人没有加害人”来概括这个问题。几乎所有民主化转型国家在解决转型正义问题上都不如人意,即便是被视为标杆的南非“真相与和解”模式也遗留了一些烂尾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在缺乏“文革”反思背景下的中国,民间还有顽强破土的“文革人”道歉焦虑,是件特别难得的事。

由于“文革”道歉是作恶者通过说出真相并道歉,抚慰受害者及其家属心灵,作恶者并藉此获得灵魂新生。除了当事人之间获得新生,了却心结,大规模的“文革”道歉还必将使得社会将走向宽容与友愛,消除隔阂,为建立公民社会扫除障碍。

民间,参与过“文革”作恶的数百万上千万人里,除了很少的一些人,大都还在沉默之中。有报道表明,有些愿意道歉或公开忏悔的还遭到周围亲友的阻挠,与这个庞大的沉默数相比,愿意站出来道歉的道歉“先驱”完全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为此尤其需要注意正义比例问题,即正义在其实现过程中不能机械,而要参酌法理与人情,例如如此悬殊的情境下,若苛责道歉人,本身就可能不公。无论道歉的内容多么不尽如人意,都至少首先要珍视“文革人”道歉这一现象,对道歉行为本身首先要肯定、鼓励和支持以及帮助。

有鉴于上述,在现状下,民间若要继续推进“文革”道歉,需要营造相宜的环境,让有道歉愿望的“文革人”能无所顾忌地释放他们的道歉焦虑。

要营造相宜的环境,就要充分了解、理解和体谅“文革人”的心理特征,设身处地地体会“文革”作恶者的羞愧、自责、沮丧、怯懦、煎熬、恐惧、勇敢等各种情绪混杂状态下的艰难处境,除了受害者之外,其他人应当尽可能地用友愛和温暖的怀抱鼓励他们说出真相,向受害者或其亲属真诚道歉,以求得谅解。作为非受害者的社会大众,在此过程中不宜苛求,转型正义原本就是打折扣的正义,它所要解决的罪恶带着很重的结构性、制度性、被骗性、压迫性和群体性特征,有幸不必亲历“文革”罪恶的人们,即使有权指责那些已经发生了多年的罪行,也应当对具体的罪犯有一份同情和将心比心的怜悯(想一想自己在那个年代是否一定能做到不作恶,虽然这只是个底线),受害的不仅仅是那些被他们伤害的人们,也包括他们自己,罪犯们在良知觉醒后的自责远比任何惩罚更折磨人。

以此次宋彬彬道歉为例,可以大致看出道歉环境是否相宜。许多人对宋彬彬道歉的内容十分不满,认为她在狡辩,以逃脱卞仲耘之死的罪责。打死卞仲耘是一起刑事案件,但迄今没有目击者指认宋彬彬直接参与了殴打,故以此认为她狡辩不成立;

其次,任何一个道歉人都有权为自己辩护,道歉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澄清事实的权利,自辩本身就属于追究真相的一部分,任何罪大恶极的死刑犯都有辩护权其,为什么“文革”道歉者就没有了?道歉者的自辩不仅是权利,在诸多不实指控中,甚至还是澄清事实真相的义务。

即使对道歉者所说事实有怀疑——此次宋彬彬的道歉中对她自己的行为确实有避重就轻问题,也完全可以用更为友善的方式和语气去探寻,在尊重和信任他们的基础上帮助他们说出更多事实,而不是再次甩出道德的铜扣皮带。

可见,目前中国社会尚无足够的善意,还远没有准备好接受“文革人”道歉。当人们将各种指责甚至羞辱、谩骂指向这些“文革”道歉先驱之际,他们遗忘了这样做会怎样地影响那些原本犹豫和彷徨的灵魂们,如果夹道欢迎道歉者的是皮鞭和棍棒,是写着“绝对正义”的钢刀铜锤,那么道歉者一定会折回家去,继续在他们的道歉焦虑中沉默。没有哪个道歉者会蠢到要用道歉换来第二次“文革”。如果不出意外,至少目前,民间版的“文革”道歉不可能大规模推进,民间的混乱才是主要。

“国际转型正义中心”曾将转型正义归纳为七项先后相续的内容:真相调查、起诉加害者(含大赦)、赔偿受害者、追思与纪念、和解措施、制度改革、人事清查,显然要真正开展这些工作还得民主化转型发生并且成功之后,现在完全没有条件,但近年民间“文革”道歉焦虑现象使得我们需要提前思考转型正义问题。这是好事,虽然我们不知道它将走向何方。

萧瀚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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