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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中央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委员邓聿文:谁该同陈水总站在被告席上?  

2013-06-09 23:43:05|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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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陈水总制造47条人命(包括他自己)的行为都是不可原谅的。就此案来说,正是僵硬的社会管理制度,和无视底层平民痛苦的管理者,给了陈水总最后的致命一击,使他产生了厌世心理和与他人同归于尽的决定
  陈水总,厦门本地人氏,1954年生,今年59岁(实为60岁)。在2013年6月7日发生的厦门公交爆炸惨案中,被炸身亡。但与其他46名死难者不同的是,据说他是这次爆炸案的凶犯。官方的说法是,“经警方深入、细致地侦查和技术比对,并在其家中查获遗书,证实陈水总因自感生活不如意,悲观厌世,而泄愤纵火”。

  我的看法是,警方把爆炸案的嫌犯锁定在陈上,从目前公布的证据来看,还嫌不足,监控录像只是显示,陈在傍晚时,出现在快速公交车金山站,用手推车拉着编织袋,在BRT车站徘徊,一辆人多的公交车驶来时,他上了车;此外,警方还在其家中查获了遗书。尽管遗书显示陈悲观厌世,但不能推断一个人悲观厌世就一定会实施犯罪。所以,要证明厦门公交爆炸惨案为陈水总所为,还需更有力的直接证据,或更多细节公布出来。

  这个暂且不谈。假如爆炸案确实是陈所为——我说的是假如——那么,陈针对平民实施爆炸的动机是什么?谁是陈反社会行为的受害者?又该谁为此负责?

  在说明这些问题前,我想有两个原则应该明确:

  第一个原则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陈制造47条人命(包括他自己)的行为都是不可原谅的。人的生命至高无上,无论是他人的生命还是自己的生命,都不能以任何理由进行剥夺,包括正义(当然这里就涉及到死刑存废的问题,在此不论)。在这起爆炸案中,我注意到有这样一种舆论,陈如果实在忍无可忍,他不应该滥杀无辜,而应该去杀那些把他逼上绝路之人。言下之意是,杀加害于自己的人是正义的。这是种很可怕的想法。如果正义是杀人的理由,社会就会陷入冤冤相报的境地。

  第二个原则是,陈也理应获得人们的同情。一些论者认为,陈不应获得同情,否则就是对这种杀人暴行的纵容。此种看法混淆了两种“同情”。无疑,陈的杀人行为是不能、不应获得同情的,但是,从生命消失的角度言,陈的命也是一条命,理当受到同情。这可能会引起歧义和争议。但如果我们不能对犯罪者消失的生命有所尊重和同情的话,实际上就无法做到真正尊重个体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原则是从前一原则衍生而来。

  社会应该把这两个原则作为共识,如果大家都认同这个共识,我们就有共同的价值前提,可以进一步讨论下述问题了。

  陈为什么要把报复的矛头指向无辜者,甚至同他一样的弱势者?显然,他是认为自己受到了社会不公正的对待。从陈的微博自述来看,其个人命运确实悲惨,基本可以讲,是一个失败者。促使陈做出极端举动的直接因素,可能是他所说的在年龄和社保问题上,派出所和政府部门的踢皮球。这里有没有具体经办人员的态度不好?我想是有的。但最大可能还是所谓的制度因素:工作人员会对他说,不是不给他办,而是他的材料欠缺,无法给他办理,云云。任何一个有此遭遇的人,都不难想像这种状况。这样,对陈来说,他固然会憎恨这些办事人员的恶劣态度(假如有的话),但更可能的是,他会把自己的不幸遭遇“算”到制度上,而制度是个抽象的东西,就他的理解力而言,会把制度直接等同于社会,认为是社会造成了他一生的不幸。假使陈如此理解其失败的人生,他选择把复仇之火烧向社会就顺理成章。因为在他看来,自己弄的动静越大,就越可能得到一种报复社会的关注和“快乐”。

  陈的想法和举动表明,一旦选择报复社会,弱势者就总是最容易成为被报复的对象。因为对反社会者来说,有一个因素不得不考虑,即实际实施报复的可能性,显然,在公交车上点燃爆炸物比在政府机关做成的概率更大。这也就说明,社会的弱势者,比起强势者,总要承担更多社会的风险。因为对弱势者来说,由于资源、条件和手段所限,他逃避风险的能力是很低的,从国内外来看,平民总是各种恐怖事件的最大受害者。

  所以,虽然从绝对角度说,不管在任何制度和社会下,强者因其强,而受到的绝对风险小,弱者因其弱,而受到的绝对风险大,但是,像这种弱者报复弱者的现象,只能发生在一个制度极度不公正的社会。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报复者都自以为把报复矛头指向强者没有成功的把握,从而在潜意识中转向和自己同类的弱者以“泄愤”。就此案来说,正是僵硬的社会管理制度,和无视底层平民痛苦的管理者,给了陈水总最后的致命一击,使他产生了厌世心理和与他人同归于尽的决定。

  因而,如果厦门公交爆炸案最后证实的确是陈所为,那么,将来在审判庭上,站在被告席的,不应只有陈水总,还应有社会的管理体制和作为管理体制化身的管理者。这才是公正的审判。

  邓聿文为资深媒体人、民革中央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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